剧集《使女的故事》第二季
“我自以为知晓的一切，在被推进产房的刹那轰然崩塌。”
今天，生育不再被视为人生任务，而是被审慎地考量。许多产妇也不再懵懂地走进产房，从关于生育的科普视频到关于母职的书籍，她们自认“全副武装”地走向产房的战场。
可是，当真正面对生产时，90 后作者张畅发现即便在强烈要求打无痛之后，仍然有各式各样的疼痛等待着她：
“抽筋的疼痛，生产的疼痛，下体伸进一只手的疼痛，撕裂后缝针的疼痛，趾骨分离无法行走的疼痛，乳头皲裂的疼痛，哪一种疼痛更要命？更无法忍受？更让人感到受辱？”
今天分享的故事节选自单读新书 058《世间的火：初为人母的故事》，带你走进一段疫情时期生产的第一现场，从第一视角看见生产过程中生理上的剧痛与心理上的挣扎——这场孤立无援的生育战斗持续了整整十七个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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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：张畅
凌晨五点，住院部的走廊一片昏暗，阒然无声，只有钟表滴答作响。护工让我坐在前台等她，丢给我一堆表格填写，大多和疫情相关，流调表、承诺书、个人信息采集。借着前台微弱的灯光，我努力填写工整，同时竖起耳朵捕捉空气中和分娩有关的信息。一片死寂。我坐在黑暗里，对于即将到来的事浑然无知，因此也不感到恐惧。那几年我习得的最主要的事，就是等待和配合。
床头的对讲机叫我到病房对面的胎心监护室。进来的男医生示意我躺下，脱下内裤。紧接着走进来三五人，模样像大学生，估计是实习医生。其中一男生被点了名字，他神情严肃地靠近我：“要做一个内检，看看骨盆情况。”他声音低到快听不见。我知道，产检、急诊已做过两次。我屏住呼吸，感到一块长条形石头硬生生塞进了阴道。男生的手指因为紧张而僵硬，为了不让他的实习经历太过波折，我咬牙忍住了，没有叫出声。从怀孕的那一刻起，我的身体已经变作一件容器、一个工具，既然已经踏进了这条“生产线”，当一回“小白鼠”又有什么关系。事实证明，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，我的确就是这样，在这条生产线上被传来运去，等候处置，接受安排。没有人提前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、我即将面对什么。有时是床头对讲机传出的指令（去胎心监护室），有时是床被突然拉走（到待产室催产），有时医护人员直接对你提出要求（自己爬到产床上吧）。
每个产妇都要自带绑带，到病房对面的胎心监护室监测胎儿心率。他们将一卷塑料管套在我手上，叫我和几个产妇轮流将管子插在墙上的接口吸氧。除了疼，我其实并不觉得缺氧，但依然照做了。整个过程无人交谈，一旁的护士只负责记录数据，盯机器的时间比看我们的时间长。从进入住院部到现在，四五小时过去，除了独自忍受比痛经更剧烈的阵痛，接受一个又一个指令和安排，除了一位护工帮我从待产包里找出用于生产的隔尿垫，另一位产妇替我从地上捡起掉落的手机，全程没有一个人出于关怀问候我，我的感受、疑惑、迷茫、疼痛根本不在这个系统之内。
胎心监测显示，阵痛来临时孩子的心率下降了一次，为了保证孩子能承受住临产前的剧烈宫缩，医生建议我提前催产，将宫缩频率提升到十分钟内三次，以便监测胎儿心率，看是否符合顺产条件。我连人带床从病房被推进了待产室。
电影《平行母亲》
等候催产针就位的时间，隔壁床的产妇打着滚在床上喊，鲜血将她的导尿管和大腿染红，黄色的尿液流进她身下的尿袋。她哀求大夫给她打无痛，却被告知因为产程过快，已经错过了打无痛的时机。为了让她在挣扎和情绪崩溃中听清楚这些理由，医生一遍遍大声喊她的名字。
待产室的病床之间没有拉起帘子，她的口罩搭在下巴上，我清晰地看见了她的鲜血、她狰狞的表情，疼痛通过空气传导到我的身体，仿佛我也在痛，也和她一起呼号。那画面和声音的冲击力之大，和我从前看到的资料、影像乃至想象全然不同。她的名字如此文雅，搭配那样的画面着实令人震惊。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在医院和监狱，每个成员都需要一串代号。那些曾被父母寄予厚望的名字，行走社会时写在名片上的名字，和客户洽谈生意时被郑重提及的名字，的确不适合以这样的方式公布给所有人听。最好等熬过这一切，回归日常，再更换回自己的姓名。代号就像某种净化仪式，省略掉主体性的痛苦，将一段不堪忍受的记忆彻底封存。
我需要一串编号，替我承受。
等待宫口打开的过程比想象中漫长，我们换上统一的病号服，脱掉裤子，躺在自己铺好的一次性隔尿垫上。疫情期间每位产妇必须佩戴N95口罩，氧气管放在口罩下面。倘若因为呼吸不畅，摘掉口罩，就会有医护人员走过来要求你重新戴上，“也是为你们好，不然呼吸过度会头晕的”。于是我们一边忍受着生产痛，一边将脸上的口罩戴上摘下、摘下又戴上。
没插导尿管之前，还可以上厕所。我光着屁股，戴着口罩，推着输液架，走走停停，去到走廊另一头的卫生间。迎面过来的产妇和我的姿势一样，交错时我们避开了目光，不是出于礼貌，而是不想在对方的窘态中看见自己，更不想留存这里的回忆。后来这个画面无数次出现在梦中，仿若现实版的《使女的故事》。
回到产床，我让护工帮忙从待产包里取一包卫生湿巾清洁下体。“你是来生孩子的，还擦啥啊？”一旁的护士说。直到这时，我仍是无知透顶，以为只要熬过这段时间，孩子自然会降生，对于即将面临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绝境毫无觉察——无论做了多少准备，看过多少资料，我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，生孩子就是这样：赤身裸体，下体流血，无法保持整洁或体面，甚至无法保全尊严。
进入待产室约三小时后，阵痛已使我的腹部、肋骨、骨盆、腰背痛到无法忍受，像一辆超载的卡车在我身上反复碾压，骨头连着皮肉被轧碎。我从前经历的任何一种痛都不能与之相比。耳边有个声音朝我低语：要撑不过去了，已经是极限了，我快要死了。人生至此，还不曾有什么如此彻底地碾碎我的志气。
“医生，我想打无痛。”我叫来站在床尾的护士，她正和三位用药物调理宫缩频率的二胎妈妈们聊天。
她侧过身，一脸狐疑地盯着我：“无痛？现在吗？”
“我家人就在外面，可以找他签字。”临产前我一度焦虑不安，叮嘱丈夫一定要为无痛分娩签字。新闻里丈夫或婆婆不肯签字的画面反复闪回，人活一世，生死关头还要获得别人的授权，着实荒谬。
“你再想想，再考虑考虑。”护士说。
“考虑什么？”
“你这么年轻，宫颈条件是这些人里面最好的。”她眼神示意身后的二胎妈妈们，医学界定她们是“高龄产妇”。“她们想自然生还生不了，你自身条件这么好，打无痛太浪费了。”
浪费？那么我用我具备的身体条件，一条健康柔软有弹力的宫颈，实现了什么样的资源置换？为自己赢得了什么有利条件？痛，反过来说，又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？无痛和止痛浪费的是什么？初为人母的难得体验？日后向孩子讲述生产之艰的机会？与全世界所有母亲一同经历的某种共同体叙事？
电影《82 年生的金智英》
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有了丈夫的签字、麻醉医生已就位的必要条件，镇痛药物终于通过镇痛泵和导管注入我的脊柱。“从 1 到 10，你给自己的疼痛程度打几分？”麻醉医生问我。这个问题太难回答，好比在问“从 1 到 10，你给你对父母的爱打几分”，量化和感知势不两立，冰火不容。
几分钟后，药物起了作用，疼痛被驯服。麻醉医生赶往下一台手术，我赤身裸体，下体流着血，蜷曲侧卧在刚刚不知怎样爬上来的手术床上，披头散发，昏昏睡去。当我再一次在剧痛中惊醒，产程已过半，墙上的时钟过了约两小时，窗外的天空是灰蓝色的，我在挣扎中打翻了一瓶只喝了两口的能量饮料。
“为什么还是这么疼？”我几近嘶吼，却没有半点力气。
“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无痛只对第一产程有用，后面还要靠自己。”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一位男护士，他先在我的下身淋上碘伏，然后将手伸进我的下体做内检，告诉我已经开了七指。疼痛已使我的大脑麻木，小腿抽筋，我想起了陕西榆林因疼痛坠楼的产妇。在那一刻，如果有什么办法能立即终止那样的痛，我会毫不犹豫照做。
我看了一眼窗户，窗外有护栏。
抽筋的疼痛，生产的疼痛，下体伸进一只手的疼痛，撕裂后缝针的疼痛，趾骨分离无法行走的疼痛，乳头皲裂的疼痛，哪一种疼痛更要命？更无法忍受？更让人感到受辱？
承受剧烈疼痛的躯体并没有思想存在的余地。时隔一年半，我才开始回溯疼痛的根源，想厘清它为何会将我抛掷在震惊和不解的荒芜之地。在怀孕期间，我翻看了介绍孕期常识的指导手册，手机被推送过不少母婴博主的科普视频、日常 vlog，和有怀孕和生产经验的人聊过，也阅读过市面上形形色色有关女性主义、母职、育儿的理论书籍。我从不恐惧知晓，不想故意回避，更不想和父母辈、祖父母辈一样一无所知地接受命运。然而，我自以为知晓的一切，在被推进产房的刹那轰然崩塌。
每次疼痛袭来，我双手和脚趾一并抓紧床围栏，粗重地呼吸。为了防止我们从床上滚落，床围栏相当受用。隔壁床在用药物调宫缩的大龄妈妈从床上起身，紧盯着我，观察我的一举一动，仿佛想从我这里找到动产的答案，她热切又游离的眼神令我心颤。想象中齐心协力的画面并不存在，肢体接触是没有的，安抚更无从谈起。在剧痛和翻滚当中，我的小腿抽筋了，我请待产室里的护士帮忙。他并没有伸出援手，只站定在我的床尾，说：“你自己勾脚趾，我帮不了你。”我帮不了你，他前后说了好几次。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，再贴心的医疗服务也不能减缓我的痛。但我想不通的是，即便陌生路人我也会过去帮忙，他为什么不帮。
使我自尊受挫的远不止这些。为了早点结束这一切，我不得不一次次恳求他替我做内检。他用碘伏淋洗我的下体，伸手抵住阴道口，叫我“用力推”。因为长时间的疼痛和喊叫，加上一直没有睡觉、吃饭，我几乎精疲力竭。见我用力不够，他用半嘲讽半激将的语气喊出我的名字：“你太弱了！就这点力气，你怎么生啊？”停顿一会儿，他又问：“你平时不锻炼的吗？”
在这位护士告诉我开了七指、可以进入最后产程之前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唯一指示就是“鼻子吸气，嘴呼气”。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在极力忍耐着，担心自己的喊叫声打扰到其他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帘子拉开，待产室里除了我，空无一人。
后来我被推到手术室，他们叫我自己爬上产床，腿放在两个支架上，手抓住两侧的把杆。一位负责接生的中年女性坐在门口，告诉我如何用力，见我始终不得要领，她说：“你逛大街呢？我们都跟这儿耗着下不了班。”
生产持续了十七个小时，从凌晨到夜晚。疼痛抵达承受的边界，体力趋近极限，我手脚发麻，眼前发亮，眩晕使我听不清医生的指令。“她很会用力啊！”一位小个子护士走过来，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：“你放心，这是我们院最有经验的助产士。”手术室紧绷的气氛一下子放松下来。我什么话都没说，内心却感激不尽。因为自始至终，我都是“不合格”的产妇，力气小，不会用力；我不够格成为母亲，因为不会忍痛，无法在关键时刻给孩子最好的助力；我无知，阵痛刚开始就因为怕没力气喝掉半罐红牛，吃了两块巧克力（“万一到时候顺产生不出来，剖宫产可是要洗胃的！”）；我不合时宜地穷讲究，开指时还惦记着擦净下体；我固执，那么好的宫颈条件却打了无痛。我是耽误医生下班的病人，不得要领的产妇，不负责任的妈妈，自始至终只想着自己要活着出去，几乎没有余力想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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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不了黑暗，无法凝视深渊、坦然坠落，创造便永无可能。在人生的至暗时刻，努力做一个周全的好人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我在忍耐什么？为什么非要忍耐？回顾过往的人生，我几乎从未大声宣告过“不，这不是我想要的”“你不可以这么做”“我不允许你这样伤害我”。拒绝在我的词典里意味着失礼，忍让是做人起码的美德。小时候被家长错怪，顶多蒙着被子哭到睡着；读书时遭到老师的言语暴力，只是埋头学习证明自己；谈恋爱被无端分手，就默默独自承受，靠时间弥合伤痛；工作时被不公对待，大多时候也选择了隐忍。我从未爆发过，也不曾和人正面交锋，失控的情绪最多只是指向自己。我究竟在怕什么？
活到三十多岁，我仍不理解自己：为什么在孩子顺利娩出后，还要用尽最后的力气向替我缝针的医护人员道谢、关心她是否辛苦？刚刚还在用嘲讽击碎我又用她的专业将我缝补起来的人，我渴望从她那里获得什么认可呢？“今天我遇到了一个懂礼貌的产妇”？
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些时刻我并不真正存在。我的孩子也是。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在经受一段现代社会的过渡礼仪。没有旁证，没有注目，没有劝慰，只有鲜血、被压抑的号叫和挨不过去的疼痛。还有劫后余生之后一条幸福洋溢的朋友圈。
“在历史上的当下做一个身受剧痛的小人物，意味着在大多数人只想往你的身体里窥探时，做一个对自己身体尚存感知的人。”
如果我能在生产之前，在过去孤立无援的时刻到来之前读到诗人安妮·博耶的这段话，就好了。那样，我所承受的，我们共同承受过的，也就不会令人绝望且无意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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